1936年7月，毛泽东主席在和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谈话时曾说，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，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，其中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。
《共产党宣言》全面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，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。恩格斯曾指出：它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国际性的著作，是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。《共产党宣言》于1848年2月在伦敦以单行本出版。英译文由艾琳·麦克法林女士翻译，在1850年发表在宪章派领导人乔·哈尼出版的《红色共产党人》杂志上，首次标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《共产党宣言》的作者。
1919年底，陈望道受上海《星期评论》之约，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。他参照英文版、依从日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于1920年3月、4月间完成了这部经典巨著的翻译，译稿又经陈独秀、李汉俊校对。但由于《星期评论》已停刊，发表宣言遇到困难。不久，上海的早期共产党组织决定用“社会主义研究社”的名义将其出版。1920年8月，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的资助下，陈望道所译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诞生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又新印刷所。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全译本在中国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它直接影响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，对中国革命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陈望道所译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全译本面世后，很受读者尤其是追求进步思想的青年的欢迎，印数仅1000册的初版本很快赠送一空。为满足读者的需求，同时也为了纠正初版本书名将“共产党”印成“共党产”的错误，同年9月，该书再版。1958年国家图书馆为支援中国革命博物馆开馆，将所藏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全译本再版本赠送中国革命博物馆。
虽然在陈望道之后，《共产党宣言》又出了多个汉译本，但首译本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不可替代。陈望道是知名的教育家、修辞学家、语言学家。他出生于农民家庭，早年毕业于金华中学，曾赴日本留学，学习文学、哲学、法律等，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。1919年陈望道从日本留学回来后，就被陈独秀邀请去了《新青年》做编辑（1920年）。陈望道从一开始就与新文化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。1934年，当社会上出现“文言复兴”的现象时，陈望道还发起了一场保卫白话文运动成果的“大众语运动”。陈望道的译文成于1920年，正是白话文运动风起云涌之时。作为一个修辞学家，陈望道的翻译不同于严复和林纾所创立的翻译传统，有意识地运用“大众语”进行翻译，尝试用所谓的“引车卖浆者言”的大众语来创立新的书面语风格，希望每一个工人都能读懂、能够理解《共产党宣言》。著名作家叶永烈在追溯这一“红色的起点”时，曾有这样一段记叙：罗章龙曾试图将《共产党宣言》德文版原著译成中文，也深感“理论深邃，语言精练”。为了译第一句话，罗章龙亦“徘徊”良久，如他所言：“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，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，‘幽灵’在中文是贬义词，‘徘徊’亦然。”罗章龙反复琢磨，结果仍不得不沿用陈望道的中译文，然后加了一段注解，加以说明：“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，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，这就是共产主义。”罗章龙思索再三，还是采用陈望道的译文，足见陈望道译文的功力和严谨。